瑞典中华医学会
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in Swede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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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式医患矛盾何时休?!

卡罗琳斯卡医学院 顾 丰


   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包括生老病死,每一步都离不开医生。而医生的天责就是救死扶伤。医生和患者之间本不应该有矛盾。但是,在中国的大江南北,医患矛盾普遍存在,愈演愈烈,引发了很多医患冲突的悲剧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几个事例:
    2006 年 12 月 26 日,深圳市龙岗区山厦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全部戴上钢盔上班。请注意,正值圣诞节期间,中国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。
    某年某月某日,重庆市一家大医院发生了一群人围攻一名主治医生。另一位医生曾是我的学生,她上前劝阻,混乱中被人扎了一刀,幸好刀口不深。事后,她告诉我,如果那天不穿白大褂,就不会挨上这一刀了。
    去年 9 月 15 日,北京市同仁医院发生了病人挥刀砍伤医生的事件。我的一位朋友在瑞典学习深造后,回到这家医院工作才不到两周时间,用他的话说,“太可怕了!这样的事情在瑞典是不可能发生的”。
    今年 3 月 23 日,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,一位病人持刀冲进医生办公室,造成医生一死三伤。其中,死亡的医生年仅 28 岁,是在读硕士研究生,已获得今夏赴香港大学就读博士学位的资格。一个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医生就此陨落,令人叹惜。事情发生后,一方面,中国卫生部部长和医学界要求严惩凶手,保护医生。另一方面,网上调查的结果表明有 60% 人对此事的意见选择了“高兴”。这项调查是在网上进行的,有六千多人参加了。尽管这种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可能有误,但其百分比之大是念人震惊的。
    看了这些事例,朋友,您有何感想?可以肯定,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有很多。我们不禁要问,这是怎么了?为什么在瑞典我们看不到类似的事情?为什么这种极具有中国特式医患矛盾层出不穷,何时方休?
  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中国的经济大幅度地发展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但是,第一次医疗体制改革失败了,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决策的失误。医疗服务有很强的公益性,而公益性事物的主体应当是政府,医院只是公益性的载体。政府作为公益性的主体投入不足,不得不放开了公立医院自行创收,放松了对药品生产,流通,价格和质量等方面的监管。与此同时,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不进则退,医德教育也难善始终。总之,不该放的放开了,该管的没有管好,把矛盾下放到了底层,造成了医生和病人的对立和冲突。三年前起,政府加大了公共医疗的投入至整个国家财政比例的百分之四点几,第二次医疗体制正式起动并有了效果。但是,这个投入与当前整个社会的需要相比仍然不足,与政府大楼的建设和干部公车的配制相比更显得不足,中国式的医患矛盾依然存在。不知道从何时起,中国的医院把赚钱作为主要目的,救死扶伤的天责淡化了。记得有一年,我应邀到国内某医科大学作科研报告。在会后的讨论中,我谈到在瑞典医生能不开药尽量不用药,能少开药尽量少开药,尤其是在控制抗菌素药物使用的方面。当时有人反问我,“不开药,我们吃什么?” 我无语了,因为涉及到体制的问题,不是短时间内用几句话能说清楚的。中国式的医患矛盾的产生和发展,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,譬如社会诚信严重下降,贫富差异不断加大,法律知识不够普及等。
    总而言之,中国式的医患矛盾由来已久,其原因是多方面的,但主要的原因是医疗体制改革没有成功,政府应当负有主要的责任。一个人生病了,要看医生。医生要诊断,找到主要的病因,然后,开方服药,本标兼治,使病人早日康复。如果一个社会病了,也应如此。面对上述这些医患冲突事情,我们应当冷静地思考,加大力度找到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其他因素,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,本标兼治。如果忽视或者无视主要矛盾,而把目光仅仅放在增加保安和警戒,加强对医生防护意识教育等方面,那就是只治标不治本,中国式的医患矛盾就不能消除。
    衷心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,医生和病入,携起手来共同努力,减少和杜绝中国式的医患冲突的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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